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权利案件的三阶层审查框架首先共享了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
[35]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皮浩特与施林克的教科书有所突破，他们首先在总论部分清晰阐释了三阶层的审查框架，进而将这一框架前后一贯地适用于分论部分各单项基本权利以及相关案例的分析之中，从而充分展现了教义学框架的价值，使其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38]而随着宪法裁判的继续积累和教义学体系的更加成熟，德国的基本权利教科书市场也时有新作出版，愈显丰富。
在此首先需要注意，在有的国家的宪法以及区域性或国际性人权公约中，设置了一些完全不允许进行任何限制的基本权利，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人的尊严、[7]《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规定的酷刑禁止。对前一个方面规范表述上的问题，主要通过宪法解释来克服。借助这些框架，基本权利案件中所有需要考查的要素，可以以清晰的、合逻辑的、递进的步骤得到详密的分析，最终得出稳妥的、可重复的和可检验的审查结论。实际上，无论是保护范围—干预—干预的正当化，还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本质上都是按照人类的一般认知逻辑来展开的，也正是因此而具备了普遍性。[56] Ino Augsberg/Steffen Augsberg/Thomas Schwabenbauer, Klausurtraining Verfassungsrecht, Baden-Baden: Nomos, 4. Aufl. 2021, S. 65. 需要注意，真正的权衡只发生在比例原则审查的第四层均衡性（狭义比例原则），故此处认为第二部分在方法上包含了权衡，而非完全依赖权衡。
在最根本的层面，三阶层审查框架整体上预设了对基本权利的原则上保护的立场。最后，审查框架有助于实现裁判说理。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赴杭州休假并着手主持起草宪法草案。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
这是党历史上第一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是建立一个稳固的、强大的人民政权、人民国家。
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ⅲ 解放战争——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呼之欲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旧高度重视政权建设。
这一时期的四次宪法修改，先后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个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写入宪法，确立它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9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1979年初，中央开始酝酿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ⅹi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 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第1版。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实际，就未来的国家制度指出了方向：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一共2条。
毛泽东同志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崭新的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对宪法适时作出必要修改。国家和人民需要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体现时代要求的宪法，一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宪法，一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28年4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第二章 制 宪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就是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中提出，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实践，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机关的建设和宪法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彭真在会上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对宪法修改的基本内容作了说明，与会代表进行了认真讨论、审议。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来杭的列车上，他曾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这个任务的提出与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以上的省辖市，广泛地进行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水平，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
ⅹi要将我国的宪法和宪法制度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光辉历程紧密结合起来，同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结合起来。ⅴ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际，新政权建立在即，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并巩固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继续寻求和探索中国的宪法之路，继续领导人民拟定自己的宪法性文件。《决议》是经过中央长期考虑并经过广泛讨论修改的，对于一些争论很久的事情作出了明确定论，宪法修改不争论问题而是把可定的定下来。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现行宪法的诞生 从1980年9月到1982年4月，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宪法修改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基础上，拟订了宪法修改草案，并提请1982年4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后全文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
制定和实施一部真正的人民宪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谋求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初创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孜孜不倦的追求。新中国面临的形势最突出的就是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使《共同纲领》的性质和内容已明显难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了。
宪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是人民政权、人民国家最坚强的法治保障。宪法序言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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